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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证券纠纷审判实践的九大影响
作者:曹明哲  发布时间:2020-08-03 10:04:50 打印 字号: | |

20207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该司法解释细化了自《民事诉讼法》以来至《证券法》所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使 “代表人诉讼”真正在证券诉讼领域落地。该司法解释对代表人诉讼中的权利登记公告、代表人的条件与推选、代表人的职责权限、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具体规则等难点、重点问题进行了细化与完善,在为投资者维权提供多元化的程序选择同时,也为人民法院具体实践代表人诉讼制度提供了详细依据,也必将对证券纠纷审判实践产生重大影响。

 证券代表人诉讼管辖格局的变化

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8、9、10条规定了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管辖规则,主要是由发行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2019年修订的《证券法》第95条第3款规定了全新的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条第3款就该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管辖作出特殊规定,明确特别代表人诉讼由涉诉证券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专门人民法院管辖,这就意味着目前只有上海(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深圳证券交易所)、北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法院对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具有管辖权。

这样的规则也就意味着移送管辖的出现。结合该司法解释第32条,如果具有普通代表人诉讼管辖权的法院在发布权利登记公告后,投资者保护机构在公告期间受五十名以上权利人的特别授权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那么先受理的人民法院即应当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证券侵权诉讼前置程序或发生松动

依据2003年《若干规定》第6条,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受理适用前置程序,即投资者起诉需要“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一直以来,对于证券虚假陈述的前置程序存废问题一直争议较大,持前置程序保留的观点认为,前置程序的存在保护了举证能力较差的投资者,有利于对于散户投资者的保护与权利主张。

在《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5条第1款普通代表人诉讼的条件中,其第(三)项规定,原告需要提交“有关行政处罚决定、刑事裁判文书、被告自认材料、证券交易所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等给予的纪律处分或者采取的自律管理措施等证明证券侵权事实的初步证据”。此处的表述与《若干规定》第6条明显不同,第5条第1款第(三)项系从举证以及证据种类的角度明确了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即便没有“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人民法院也应该受理。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5日发布的《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债券纪要》)》第9条也明确规定,在债券虚假陈述纠纷中不适用前置程序规则(参见《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重点条文解读),综合理解,证券诉讼领域的前置程序规则或发生改变。


权利人范围确定程序的前移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6条明确了权利人范围的确定与救济方式。

首先,人民法院在公告前,应就被诉证券侵权行为的性质、侵权事实等进行审查。结合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2条,人民法院“应当先行就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虚假陈述,投资者的交易方向与诱多、诱空的虚假陈述是否一致,以及虚假陈述的实施日、揭露日或者更正日等案件基本事实进行审查”。

其次,审查的方式包括阅卷、调查、询问和听证等,并应以裁定的方式确认具有相同诉讼请求的权利人范围,该条中的权利人范围,“指的是因在某一时间段进行了证券交易受到损害而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权利登记的投资者,该时间段的确定取决于如虚假陈述实施日、揭露日等关键时点的确定。”此条意味着人民法院在公告之前就应确定实施日、揭露日等,实施日、揭露日等时点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代表人诉讼制度与示范判决机制的关联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在不同的程序阶段为不能或者不愿参加代表人诉讼的原告提供退出机制,如第10条规定已经起诉的投资者不申请撤诉,人民法院不准许其加入代表人诉讼,原诉讼继续进行;第16条规定代表人确定后,原告可以撤回权利登记,并可以另行起诉;第21条规定不同意调解方案的原告可以提出退出调解的申请,诉讼继续审理。

因此,就同一证券违法事实,可能同时存在着代表人诉讼与非代表人诉讼。《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3条明确了“代表人诉讼先行”的原则。但是,非代表人诉讼案件具有典型性且先行审理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的除外。自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全国部分地区开展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建立示范判决机制”以来,北京法院、上海法院等相继落实实践“示范判决机制”。在《证券法》第93条重申普通代表人诉讼并新设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以后,之前的示范判决机制如何运用或存疑问。而《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3条的规定能够有效衔接代表人诉讼与示范判决机制,这也表明,示范判决机制并非是一种替代机制,其仍有独特功能。

 

投资差额损失“复核”程序的创新

由于投资者人数众多,为了提高效率、节约资源,在已有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一般将原告的姓名与投资差额损失等信息作为判决书的附件,《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6条第1款对此种方式进行了确认。同时,该条第2款创新的规定,当事人如果仅仅对计算方法、赔偿金额等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复核。由于复核程序不是上诉程序,无须进行复杂的上诉程序与二审程序,也无须交纳上诉费,极大地缩短了审理时限、减轻了投资者负担。


证券侵权行为以外其他风险因素确定程序的明确

2003年《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损失或者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即所谓的系统风险抗辩。对于该条中的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内涵与外延、系统风险的确定程序与方法、系统风险扣减方法等,在既有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分歧。2020年7月15日《债券纪要》第24条第4款规定,若因为市场、政策等与发行人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其他因素导致债券投资者损失的,应依据原因力大小减轻或者免除发行人责任,该条明确了证券侵权行为以外其他风险因素主要是指市场、政策等与发行人虚假陈述行为无关的其他因素。

此次《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4条又明确了其他因素以及投资差额损失的“核定”程序,即人民法院委托双方认可或者随机抽取的专业机构进行投资差额损失的核定,并依法进行质证。对于其他风险因素的认定方法、计算方法等具体问题,则交由专业机构进行确定。

 

区别于普通一审案件的诉讼费用负担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对于与代表人诉讼相关的费用负担规定了与普通民事诉讼不相同的规则。

首先,就代表人诉讼中原告是否预交案件受理费,《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39条规定,特别代表人诉讼案件不预交案件受理费。按照反对解释的方法进行解释,普通代表人诉讼中的原告应预交案件受理费。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依据现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14条,“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按照本项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费,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

再者,依据《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10条,已经起诉的投资者申请撤诉并加入代表人诉讼的,已经收取的诉讼费予以退还,这与普通案件撤诉之后减半收取案件诉讼费的规定有所不同。

最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5条规定,代表人可以请求败诉的被告赔偿合理的公告费、通知费、律师费等费用。就普通案件中的律师费,司法实践予以支持的前提一般是对于律师费负担有事先约定,而此处则没有此类要求,体现了对于投资者的保护。

 

具有“团体因素”的审理模式与理念的建立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对于代表人诉讼的审理模式完全不同于既有的一审案件审理模式,其充分考虑到了投资者人数众多、利益同质等所具有“团体因素”,并为优化团体治理设计了相关制度,尤其是重点发挥诉讼代表人在代表投资者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在第7条直接明确,参加登记即视为对代表人的特别授权,由此减少了不必要的争议。这样的规则设计与2020年7月15日《债券纪要》中最大程度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功能以达到集约化审理的规则设计相同(参见《全国法院审理债券纠纷案件座谈会纪要》对债券审判思路的影响)。此外,第18条代表人与被告达成调解向法院申请制作调解书等方面的程序设计也非常类似于破产案件中的相关程序。因此,证券代表人诉讼审理模式是一种具有全新理念的审理模式,与既往的审理方式有所不同。


 规则体系的持续发展与完善

《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尽可能地对代表人诉讼的具体规则进行了细化,但是相关的程序也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补充完善。例如,《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多处提及了“听证”,如第6条权利登记公告前人民法院对相关事实的审查可以采用听证方式、第19条和第20条对调解协议的听证等,在代表人诉讼中具体的听证程序或需进一步的细则;再如,《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规定》第26条规定了当事人对计算方法、赔偿金额的申请复核权,那么当事人申请复核的时间亦应当有明确的期限。因此,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制度仍然需要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张倩